白邦瑞：《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by Michael Pillsbury
MICHAEL PILLSBURY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for
Chinese Strategy Michael Pillsbury is a distinguished defense policy adviser,
former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and
reports on China,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s a Global Superpower. During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Pillsbury was Assistant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Planning and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of covert aid
known as the Reagan Doctrine. In 1975-76, while an analyst at the RAND
Corporation, Pillsbury published articles i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commen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ties with China. The proposal, publicly commended by Ronald Reagan,
Henry Kissinger, and James Schlesinger, later became U.S. policy during the
Carter an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Pillsbury
served on the staff of four U.S. Senate Committees from 1978-1984 and
1986-1991. As a staff member, Pillsbury drafted the Senate Labor Committee
version of the legislation that enacted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in 1984. He
also assisted in drafting the legislation to create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annual requirement for a DOD report on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n
1992, under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Pillsbury was Special Assistant for
Asian Affairs in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eporting to Andrew W.
Marshall,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 Pillsbury i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illsbury
is the author of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NDU Press,
2000) and editor of 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 (NDU Press, 1998).
Pillsbury
was educa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A. in History with Honors in Social
Thought)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M.A., Ph.D.).
白邦瑞（中文名；英文名：Michael
Pillsbury，迈克尔·皮尔斯伯里），中国战略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位杰出的国防政策顾问，前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关于中国的许多书籍和的报告的作者，包括最近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的秘密战略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在里根政府，皮尔斯伯里是国防部副部长政策企划助理，并负责执行被称为里根主义的秘密援助的计划。在1975-76，而在兰德公司的分析师，皮尔斯伯里发表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的文章，建议美国建立情报和军事关系与中国。该提案由罗纳德·里根，基辛格和施莱辛格公开表彰，后来在卡特和里根行政美国的政策。
白邦瑞从1978年至1984年和1986年至1991年擔任過四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幕僚。他擔任幕僚時，起草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版法案，在1984年成立美国和平研究所。他协助起草的法案还包括创建国家民主基金会，并协助起草美国国防部每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
2015年，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透露，白邦瑞的著作《百年马拉松》（英语：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使他获得中央情报局局长杰出贡献奖。
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作者：白邦瑞
出版日期：2015/09/05
摘要
第一章 进入中央情报局
一九六九年，美国情报界最渴望有两样东西可以解决这个辩论。第一是能在KGB的反间部门（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线民。第二是能有个人与苏共政治局高层接触。可惜，这两者都不可能。因此，為了解决中苏是否失和这个谜题，美国情报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当时有个刚出道的研究生正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工作，而这个单位俄国职员奇多。
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透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介绍，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担任政治事务官员。虽然是个小角色，我却是这个单位裡唯一的美国人。我因為曾在政府机关任过职，通过安全考核，经常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联合国高阶官员接触，我成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亟欲吸收的对象。
四月份某个星期一上午八点三十五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车潮疏散。掛著外交官车牌的黑色轿车排满整条街，让纽约市民怨声载道。两个月前到联合国总部秘书处担任政治分析员以来，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次。然而，这一天，我的工作变了，我答应替美国政府当间谍。
我的两个接头对象——中央情报局的「彼得」和联邦调查局的「史密斯」——奉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之命，尽一切可能追查来自苏联的与中苏分裂有关的情报。他们并不在乎中国会是什麼样的伙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险。我的美国同僚只专注一点：我们可以如何运用北京做為对付莫斯科的棋子。计画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尼克森总统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加州圣克里门提（San
Clemente）所谓的西部白宫主持一项会议，研讨亚洲的未来。
如果我脑子裡存有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恐怖小说或是詹姆斯庞德电影裡的间谍故事念头，现实很快就经我打醒。我的化名一点也不像007那麼典雅而神秘。关於中苏问题，最深入的报告是中央情报局厚厚的两篇报告，题名分别為ESAU和POLO。证据正反面皆有。季辛吉的国安会幕僚对於是否应该与中国改善关係，也分為两派。大多数人支持坚守尼克森总统一九六九年二月会议中表示的观点，即中国是个比苏联更危险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部署飞弹防御中国。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今天闻名遐邇的对中国开放政策，在季辛吉的顾问送呈给他和总统的报告裡其实还是受到反对的。有人告诉季辛吉说，尼克森或许想要访问中国，他一口就答说：「门都没有。」
我花了许多时间翻阅这些报告——它们对中国的企图心的描述令我瞠目结舌。我获知，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情报局称為IRON
BARK的一系列行动中，靠著一台Minox照相机偷偷拍下数千页的苏联机密文件。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文件透露，莫斯科军事首脑早已认為中国是和北约组织同样危险的军事威胁。我也获悉，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有三个间谍作业，代号分别是SOLO、TOP HAT和FEDORA，全都很可靠，且能接触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内幕。（註20）但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要我去问直接由季辛吉及其顾问所提出的问题，以便强化这些情资。
秘书处设在联合国总部三十五楼。我在那裡认识了许多苏联官员，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身材圆胖、白髮、外向的阿卡迪‧谢夫钦科（Arkady
Shevchenko）。当年三十九岁的谢夫钦科嗜酒如命，最喜欢马丁尼酒，他经常流连曼哈顿一家法国餐厅La
Petite Marmite。我常跟他一道吃午饭，听他嘲笑联合国定了一些虚有其表的规矩，比如不鼓励职员与母国官员交往等等。他笑著说，所有受雇於联合国的俄国人每天都到他在苏联代表团的办公室来分享情报、接受指令。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已经和他无话不谈，於是他告诉我一个月前才在中、苏边境发生的两次冲突，以及中国人干了什麼好事。当时美国大多数情报官员还不知道有这件事。他说，中方伏击苏联部队，以此暗中掀起战端。谢夫钦科也告诉我，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是又恨又怕，认為中国打算控制共產世界、进而主宰全球。数十年来，中方维妙维肖地扮演可怜兮兮的弱者、仰苏联鼻息而活，而今中国人竟然会如此直接挑衅苏联，让后者惊诧不已。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北区代表会客厅和谢夫钦科喝咖啡閒聊天。他讲了一则有关中国未来的笑话，引得我捧腹大笑。笑话中，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打电话给尼克森总统。
布里兹涅夫说：「KGB向我报告，你们有具全新的超级电脑，能预测到西元二〇〇〇年的事。」
尼克森也不相瞒，坦诚说：「是呀，我们是有这样一具电脑。」
「那好，总统先生，你能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政治局委员都是哪些人吗？」
尼克森这一头沉默了许久。
布里兹涅夫忍不住，向尼克森大声说：「哈哈！你们的电脑没那麼高明嘛！」
尼克森回答说：「不、不、不！总书记先生，它回答了你的问题，可是我读不懂。」
布里兹涅夫追问：「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答案是中文。」
这则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太荒谬了。人类的未来竟会属於连人民都喂不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落后地区，这谁能相信呢。但是机警的俄国人看到了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我也和我单位裡的其他俄国同事——叶夫吉尼‧库托沃伊（Yevgeny
Kutovoy）、佛拉迪米尔‧彼得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i）和尼古拉‧傅奇尼（Nicholai
Fochine）——聊过许多次，他们全在不同场合向我提到同一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笑，一点都没想到箇中玄机。
我花很多时间和库托沃伊交往，他在政治事务组上班，办公室就在我旁边。（註21）我们的上司彼得洛夫斯基日后出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托沃伊也出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和谢夫钦科一样，他们似乎都喜欢和我聊天。当时他们都只有三十来岁，甚至乐於指导我中苏冲突歷史、讲述中国人的奸诈。库托沃伊告诉我，基本上现代共產中国是苏联打造起来的，政府每个重要机关都有苏联顾问进驻指导。武器转移、军事训练和技术建议，无不倾囊相授，试图将苏联这个中国盟友现代化。可是，一九五三年史达林去世，双方关係就开始变质。
库托沃伊说，苏联领导人现在认為中国人有个秘而不宣的梦想，即想要超越苏联，而且野心尚不止於此——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中国不会甘於当老二。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剧本，也就是尽其所能、成為全球舞台的主宰。库托沃伊警告说，美国如果上了中国的当，苦头可就大极了。苏联人的告诫的重点是，中国受其歷史野心的驱使，想要恢復高居全球各国之上的地位。他和他的同僚告诉我，从中国歷史学来的教训告诉中国人要成為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必须把他们的意图隐匿到时机成熟时。他警告我说，美国若是提供军事援助给中国，必然自讨苦吃。他给了我两本俄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书，以资证明他的观点。中央情报局一九七一年一份报告引述我的一些发现，例如，我认為苏联早预料到尼克森总统会与中国重啟关係，所以若纯只是外交接触，他们不会过度反应。到了一九七三年，莫斯科直接警告尼克森，美国若打算超越纯粹外交，而与中国建立军事关係，苏联将会动用武力。季辛吉团队对此一问题有过辩论，而我打报告建议直接援助中国，并获得季辛吉核准秘密进行。
我喜欢库托沃伊，发觉他的话有可信度。但那时候是一九六九年，我只有二十四岁。他听起就像个死党谈起旧日女朋友，警告说她既然曾经让他心碎，将来也会背弃我。当时，中国的经济低迷无力，只及美国GNP一成左右。要说中国人会胆敢做梦超越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华府官员听到的都是中国想要换舞伴。尼克森总统必须决定什麼时候切入。这一来就开啟了一段新关係，其后果影响之深远不是当时我们任何人所敢想像。
中国人计划宛如利用苏联一般来利用美国——表面上誓言合作、以对付第三者敌国，实际上借力使力、壮大自己。这就是冷战时期北京所进行的马拉松——中国利用苏联与美国敌对，榨取苏联援助，等到中苏失和，就转向美国联美抗俄。中国这一招即是三十六计裡的「借刀杀人计」。
第八章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密谋
二〇〇一年十月，五角大厦准许我兼差；我加入新成立的美中国会委员会（U.
S.- China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担任它的第一任「资深研究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要在联邦参议院争取更多议员支持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我们的使命明订在成立此一委员会的法案中，它说：我们要设法确知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何影响。民主党议员特别怀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用意，以及主张自由市场人士经常说的「贸易必然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说法。
委员会主席和我都听取中央情报局的简报，简报强调两点，不幸事后证明都大谬不然：第一，中国正朝自由市场经济前进，将会脱售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第二，中国没有机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即使真的超越——就说在二一〇〇年超越好了——届时中国也将是自由市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至少按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鼓吹、当时颇流行的「防止冲突的黄金弧形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确实会这样。佛里曼在他的著作《凌志汽车和橄欖树》（TheLexusandtheOliveTree）提出这个理论，声称「国内都有麦当劳的两个国家，相互不会打仗，因為它们都有麦当劳。」
接下来我们要飞到北京，访问中国官员。
我们搭乘的波音七四七民航机几乎是空的，空中小姐神色也很紧张——这是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美国人担心害怕是对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对象却错了。他们应该更担心我们正要飞去参访的国家。
中国在一九五〇年代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当时的人均GDP还不如欧洲和美国在一八二〇年代的水平，当时欧、美还处於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一九七五年，中国的人均所得还排在全世界最贫穷之列。然而，短短几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状况巨幅改善。中国的增长很快就爆增為美国的五倍。
二〇〇一年，各方普遍认為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率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收到的中央情报局机密简报，反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做的评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评估几乎全都悲观。大家都说，中国的劳动力既贫穷、教育程度又低。相对於它的人口规模，中国的本土天然资源不多。它依然深陷於过时、破產的马列主义意识型态当中。数十年来，共產中国没有几个创业家。政治官僚根本不懂现代商业行為或坚实的经济管理知识。一般认為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不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西方没有任何大国有过如此高的增长率，即使处於工业化巔峰的美国也不曾有过。一般认為更迟缓的年度增长率无可避免。中央情报局某位经济学者后来向我道歉：「我们的模型错了。」
今天，对於中国崛起的假设已经完全反转。没有一家严肃的金融机构会相信中国将长期小於美国的规模。根据许多著作的流行说法，中国的增长是经由「摸著石头过河」达成的；这是邓小平经常对外国访客讲的一句中国俗谚。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并没有一套全面的战略计划，只是边做边试验，幸运找到可行的方法。中国领导人经常用这句俗谚解释中国近乎神蹟的经济崛起。
然而，这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的理论只是部分真相。事实上，它巧妙地化解掉批评，保护中国发展策略真正起源和目标之机密。
谈到达成全球经济霸权，邓小平借重道家哲学的「无為」精神，也就是「借力使力」。邓小平务实地体会到，在一九四四年布瑞登森林（Bretton
Wood）所订定的二战之后全球经济秩序中，光靠马列主义教条是不够的。要赶上美国及其他高度开发国家，中国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取得贷款。中国的这些企图，西方各国政治、政府和企业领袖无不全力配合。
中国这样一个共產主义国家会愿意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吗？美国政府许多人不无疑虑。因此，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足足花了十五年的功夫，而且它签订的新会员入会协定规范最為详尽——比如，与前几年印度的入会协定相比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没那麼多严格要求。中国知道，「入世」可以带来极大好处。但是美国人会让它加入吗？中国在二〇〇一年「入世」时，同意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会员国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其国有企业。可是，中国并没有遵守承诺。中国所有的国企都為国家目标效力，而非反应市场力量；而且共產党也肆无忌惮指示国企做投资。假如某家中国矿业公司奉命在阿富汗或安哥拉开矿，以扩张中国的政治足跡，它即使亏本赔钱也必须全力以赴。
我称之為李小姐的中国投奔自由人士，从她接触的秘密会议蒐集到一些详尽的实例，告诉我们从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〇年，中国是如何造假以说服美国国会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係的地位，為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了路。李小姐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策略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尽全力协助支持中方的人士，并掩盖洩漏他们有重商主义经济策略的讯息。他们推理，如果美国国会发觉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不是永久——休想有自由市场，就不会获得表决支持。他们发动一项宣传和间谍战，其精细程度没引起美国情报圈任何人怀疑。她详细说明中国如何研究美国的政治断层线，善加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圈内的派系分歧，利用毛泽东在一九三〇年代一篇分析政治歧异的旧文章做為参考指南。中国当时发出来的关键讯息是，逐步淘汰国有企业、陆续推出自由市场政策、不会操纵人民币匯率、不会累积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的创新和智慧财產当然会受到尊重。以上全是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会员国必须遵守的规定。另外，在辩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未能说服柯林顿总统在交涉中附加条件，以影响两、三千名中国政治犯的命运。
最终，美国眾议院在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二三七票赞成、一九七票反对，表决通过美中贸易正常化。参议院在九月十九日跟进，以八十三票对十五票通过。
中国施展无為与借力使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向西方借技术开发股票和债券资本巿场、共同基金產业、年金、主权基金、货币市场、引进外资、国际主义的中央银行、房屋贷款和信用卡、以及刚萌芽的汽车工业，这些全都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民营公司的积极参与指导。同时，共產党若没有故意视若无睹，也会公然批准和鼓励目无法纪的秘密活动去窃取技术和西方的智慧财產。仿冒成為占中国GDP百分之八的重要经济活动。
林毅夫是中国高阶经济顾问，二〇〇八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透过他的作品和演讲（有许多是英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他的可信度无懈可击。我一九七一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研读两年时就听过他的大名，当时他当选学生代联会主席。十年后，他叛逃到中国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再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林博士回中国后，是中国如何改造其苏联式国有企业的重要顾问。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描述十分惊人：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竞争力计划的核心，这个说法长久以来过度简化中国繁复庞杂的战略。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战略写了三本相当坦诚的专书，声称这些战略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古代歷史，一是世界银行。这些论点至少得到其他一位叛逃者的证实。这位人士对世界银行的角色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派人士如何弔诡地提供借镜，而中国利用它们来巩固其重商主义作法。林毅夫的观点，即中国是有大战略，和中国最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的观点南辕北辙。王缉思是牛津大学博士、某间位於北京、声誉卓著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和邓小平一样，经常主张中国没有大战略，过去三十年就这麼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王缉思於二〇一一年在《外交事务》杂誌上发表专文〈中国追寻大战略〉（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主张任何人坚称中国有战略就错了，有可能是他们别有用心的反华动机的產物。同样地，邓小平直到一九九七年过世之前对还对访客说，中国没有通盘的经济战略。
一九八三年，世界银行总裁克劳森（A.
W. Clausen）访问中国、拜会邓小平。他们两人秘密协商好，世界银行将派一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前瞻未来二十年，建议中国如何追上美国经济的方案。在这段期间裡，世界银行对外发布少数报告，含糊的提到中国需要走上自由市场经济。私底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却提出不同的建议方案，它们说明中国如何能够超越美国。很显然，世界银行并没有建议隐瞒意图并假装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中国自己决定的欺敌战略。
一九八五年，世银团队秘密地指出，中国可在二〇五〇年以前追上已开发国家。要达成此一目标，中国需要维持每年至少百分之五‧五的高度增长率。过去只有日本曾经像中国一样经济落后、却急起直追赶上美国及其他开发国家的实例。世银建议，中国若採行某种策略，或许可以追上。没有其他国家尝试过，但有些国家试行过一部分办法。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若能做到生產力提升——特别是透过研发科技——再加上抑制人口成长，这个大胆的目标可以达成。世银私底下提出六点建议，但它没有向外界公布，这是因為银行做了政治上相当敏感的决定，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法，而非诚心支持真正的市场经济。第一个建议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后二十年，中国需要改变其出口组成，逐渐增加工业產品的比例，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第二，世银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度向外举债。第三，世银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应该鼓励外人直接投资仅限於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领域。第四，把外资和合资企业从经济特区推广到更多地方。第五，分期淘汰外贸公司，让每一家国企自设外贸部门。第六，应该定期制订全国经济的长期架构。
到了一九九〇年，世银派驻在外最大的参谋团队就在北京。中国没有对外透露世银的幕后角色，但是对这个国际机构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照单全收。彼得‧哈洛德（Peter
Harrold）是世银驻北京首席经济学家，参与一九八四年研究甚深的华而诚是他的助手。多年后有位中国副部长告诉我，华而诚是中国经济奠基祖师之一，可是在中国经济学圈子外名气不大。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听过华而诚这号人物。
苏联崩溃之后，中国经济学家辩论是否该仿效俄罗斯和东欧的例子，把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解除物价管制。虽然美国官员当时不知道，有些具改革意识的中国官员想遵循俄罗斯的私有化模式。中国再度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已错失辩论，坐视中共两位领导人因改革派主张遭到罢黜。然后，美国决定不支持流亡巴黎的中国异议人士。柯林顿总统显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辩论的存在：中国究竟该走向自由市场和私有财產，还是成立许多政府控制的公司，让它们从事偷窃技术、仿冒和蒐集情报，以便胜过美国？
如果我们早知道，明智的话就该支持那些要走真正自由化道路的人士，但是比较强硬路线的声音，如日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这一派胜出。周小川早早就与世界银行结盟，对中国的马拉松战略贡献很大。我们后来才知道，一九九一年苏联崩溃后，有些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人物想走俄罗斯的改革模式。我们当时可以支持这一派人士，而反对周小川这一派。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此一秘密辩论。
周小川不打算进行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和他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中的盟友建议维持党对增进国企获利策略的控制。周小川替世界银行写了一份机密文件，详述他摒弃西式市场导向经济及俄国、东欧改革正面经验教训的计划。周小川和世银中国部门负责人哈洛德联手设计一套新策略，以改革中国低效率、组织混乱、经营散漫的国有企业。它们亏损累累，得靠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直接融资而存活。他们的整个构想就是保住恐龙，把它们改造為「国家冠军」，这是前人从来没试过的事。
经过仔细研究后，中方和世银经济学家决定不搞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们共同决定，最稳定的经济成长道路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及中国共產党对政治的垄断。他们摒弃私有化有一部分理由是，他们估计中国工业国企总值為人民币两兆元，而全国人民总储蓄估计仅有一兆元，因此中国人民根本不可能投资、成為国企所有权人。中国因此不採取将苏联式国企私有化的道路。农村也不会有私有财產。即使到了二〇一四年，中国六亿农民也未拥有自己的土地。
茅于軾二〇一三年获得美国卡图研究中心（Cato
Institute）颁予二〇一二年米尔顿‧傅利曼促进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时，揭露这段辩论的部分内情。如果美国官员早知道温和的自由市场派和鹰派之间有这番冲突，或许华府会有不同的政策决定。
待续...
